五、民国地主不好当（北方篇）[第3页/共5页]

最后，哪怕在我党出世之前，乡间的农夫也是整天抗租肇事，各式拖欠，想要把租籽实足地收齐，根基就是不成能的任务。特别是收成很差的时候，常有人卷了粮食弃田而逃，让地主家里甚么都收不到。

哪怕是在交战动乱的承平天国期间，除了作为反贼的承平军、捻军以外，湘军、淮军、楚军这些挂在朝廷名下的兵马，凡是也都会对他们有些顾忌，从而不敢劫夺得过分度。不管是再如何放肆的兵头们，只要尚未决计谋反，不然对待这些人脉干系盘根错节的地主缙绅，多少也会有些顾忌。

陕西原有人丁1300万，但在这三年大荒中，沦为饿殍、死于疫病的高达300多万人，流浪失所者600多万，二者合计占全省人丁的70％。按照某些本国记者的描述，饥民的尸身常常在安葬之前就消逝了，在一些村落，人肉乃至被公开售卖。

比方四川全省在清末只需扶养新军一镇（相称于一个师）12000人，外加差不多数量的绿营旧军，另有向云南、贵州、甘肃供应约250万两白银的财务补助。

当然，地主们也能够设法进步地租，把这些承担转嫁到农夫头上。但是地盘上的出产就只要这么多，哪怕不给农夫留下一粒谷子，能够搜刮到的粮食也是有极限的。而军阀们发明苛捐冗赋的本领，倒是向来都无上限的，一下子搞出来六七十种附加税也是常事——比方青苗捐、烟捐、卫生捐、青山费、马盘费、接待费、人丁税、花灯税等等。正所谓“自古未闻屎有税，现在只剩屁无捐”嘛！

在这里，我们起首来会商一下民国期间地主们的糊口。

其次，在民国初年的河北、山东、河南、四川这些战乱频繁之地，就算是赶上了不兵戈的年代，军阀们为了扶养庞大的军队，以及保持豪华的糊口，从而分摊给地主们的赋税，也远比清末期间更加沉重。

至于更穷的贫农，每天能喝上两碗掺着树叶的番薯稀饭就算老天开眼了。

按照1930年的一份村落调查显现，如果没有工贸易之类的分外支出，只靠地里刨食，也没有体例回避捐税的话。那么地主的家里最起码要有200亩以上的好地，才气顿顿都吃白面馍馍，逢年过节吃一顿肉。

并且，在这些苛捐冗赋以外，军阀们还喜好向地主们以各种名义大肆分摊讹诈，经常能让人倾家荡产。

跟清朝比拟，北方乡村在民国年间独一比较较着的“当代化”标记，就是较为遍及地用上了火油灯，乡村照明已根基被火油代替——在此不得不平气一下美孚公司的倾销才气。要晓得，在当时的北中国乡村搞甚么火油灯的市场营销，几近跟在当代的索马里做小商品买卖一样伤害。

但是，如果你对打打杀杀之类的事情兴趣不大，只是想要过上比较当代化的糊口，那么可就非常困难了——按照1930年的一份统计，在河北清苑县11个村2000多户人家上万口人当中，统共只要自行车7辆、手电筒6个、热水瓶2个，而收音机则是一台都没有。电灯是不消想了，因为乡间普通底子没有电力，也没有自来水。如果还要本身弄发电机的话，仿佛只要那些雄师阀的家里，才气拿得出这很多款项。比方清末的袁世凯，在老故乡间退隐之时盖的别墅，内里不但有电力供应，还拉了电报线，连私家电报房都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