戊戌变法[第2页/共2页]

在维新活动酝酿并日趋高涨之际，1897年11月，德国侵犯者悍然出兵侵犯山东胶州湾。这一强盗行动，激起了天下群众的爱国义愤。康有为闻讯，赶赴北京又持续三次上书光绪，指出变法维新、救亡图存已刻不容缓。他夸大“变则能全，稳定仍亡。全变则强，小变仍亡”。光绪深受震惊，于1898年6月11日，公布了“明定国事”的圣旨，宣布变法。

戊戌变法的失利，表白改进活动已不能消弭中国的民族、社会危急，中国社会呼喊着新的权势、新的门路!

光绪按照康有为等人的发起，接连公布了几十条鼎新的诏令，内容包含经济、军事、文教、政治诸方面。固然光绪并未向资产阶层维新派开放政权，但在政治上赐与了必然程度的谈吐、出版、结社的自在，在经济上也制定了一些无益于民族本钱主义生长的政策，在文教方面则采纳了一些打击旧学、倡导新学的办法，有助于民族本钱主义经济的生长和资产阶层文明思惟的传播。

1895年4月，康有为在京插手会试期间，传来了日本逼签《马关条约》的动静。天下哗然，有人提出了拒和废约、迁都再战的主张。康有为则策动插手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当局，要求“拒和、迁都、变法”，这便是驰名的“公车上书”。至此，酝酿多年的资产阶层维新变法思潮生长为爱国救亡的政治活动。要求变法的呼声日趋高涨。

但是维新变法的要求却引发了封建固执权势的惊骇与仇恨，也遭到洋务派的反对。张之洞在1898年3月写了《劝学篇》，公开对抗维新变法思惟。中国要不要变法?环绕这个题目，维新派与洋务派展开了狠恶的论争。这是一场维新与保守的争辩，是资产阶层思惟和封建主义思惟的正面比武。通过论争，很多知识分子开阔了眼界，主动倡导资产阶层新思惟新文明，有力地鞭策了维新变法活动的过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