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末新政[第2页/共2页]

1901年1月29日所下的诏令中，清统治者承认在“万古不易之常经”外，没有“一成稳定之治法”，且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弊端作了概括，以为“我中国之弱，在于风俗太深，文法太密。俗气之吏多，豪杰之士少”。上谕还宣称，中国未学到西政的本源，是以号令初级官员“各就现在景象，参酌中西政要，举凡朝章国故，吏治民生，黉舍科举，军政财务”等事，招考虑“当因当革，当省当并。或取诸人，或求诸己”，向上奏报。2月，清当局再颁上谕，重申变法之意，要求大臣去私心、破积习，力行实政。4月，设立督办政务处，商讨变法条陈。8月，又颁文告，表示变法的决计。与此同时，处所督抚也应诏而议变法，最闻名的有两江总督刘坤1、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而发的“江楚会奏三疏”，体系详备且实在可行，成为清末新政的范本。

嘉奖实业。1903年7月，清当局设立商部，倡导实业，随之即制定商律，前后颁行了《商部章程》《嘉奖公司章程》《贩子通例》《公司律》《停业律》等一系列商法。这些商法固然在实施过程中大多流于情势，但它们以法律的情势必定了工贸易者的社会职位，为工贸易者的运营办理活动和合法权力供应了某种庇护，多少窜改了崇本轻末、重农抑商的陈腐传统和卑商贱商、耻言贸易的社会民风。清当局还公布了一些章程，大力嘉奖实业，为中国本钱主义生长缔造了某些无益前提。